「私刑正義」一直是犯罪小說作家不斷探討的主題：當公權力無法制裁邪惡時，是否可以動用私刑來遏止犯罪或進行報復？尤其對內心溫柔的冷硬派私家偵探而言，這更是他們無可迴避的難題。卜洛克筆下的史卡德如是，丹尼斯‧勒翰筆下的派崔克如是，約翰‧康納利筆下的派克亦如是。因為他們心裡很清楚：但憑己念就以暴力手段傷害或殺死壞人，其實也是讓自己一步步走入黑暗面，然而他們卻是那些無助的受害者或其家屬僅有的寄望。
其實他們做的是警察應該要做的事，若非警察的無能與體制的僵化，這些私家偵探也無須以私刑伸張正義。因此當賀寧‧曼凱爾在《第五個死人》這本書中讓主角韋蘭徳——一個在體制內的好警察——面臨這種情境時，我們得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。
韋蘭徳這次面對的情況是，受害者並非無辜的，他們都是或者曾經是加害者，因此兇手做的其實是伸張正義的事。當然，這一切是經過辛苦追查直到後來才發現的真相，並非一開始就明白擺在韋蘭徳面前，要他天人交戰的倫理選擇題。
事實上，我懷疑韋蘭徳會不會陷入天人交戰，他絕對不是一個思索生命意義的哲學家，而是一個堅守崗位盡忠職守的行動派。與上面提到的那些私家偵探一樣的是，韋蘭徳就是不肯放棄，非要水落石出才肯罷休；差別在於他沒有他們的罪惡感。但他並非鐵石心腸，在曼凱爾筆下，他也有軟弱的一面，對新的感情、老去的老爸、長大的女兒，都無法掌握；他比那些私家偵探更像個真實的人，如同你我一樣也有親子問題、婚姻問題、工作問題。
不知是否因為如此，他對「私刑正義」的態度也比較接近我們一般人的觀點。一方面他極力反對人們組織「國民自衛隊」，並非因為他身為警察，無法忍受別人越廚代庖，而是他深知國民自衛隊會帶來更多暴力與衝突，傷害到無辜的人。另一方面，雖然他毫不猶豫的要將那位正義的復仇使者緝捕到案，卻願意以平等的態度與理解的心去傾聽她犯罪的動機。
兇手最後留下的控訴，也是觸發這一連串殺人事件的起始點：
非洲的某個地方，有個男人殺了我母親。但有誰去找過他了？
有如空谷回音在韋蘭徳耳中盤旋，也在我們心中激盪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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